长期以来，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被视为刑辩律师的“三座大山”，令不少律师在面对刑事辩护业务时望而却步。近日，最高检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对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权利作出明确规定。
法治社会，律师扮演着公民权利代言人的角色。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水平，直接关系到嫌疑人的权利实现。试想，当一个人受到国家追诉，其赖以对抗强大国家机器的唯一合法力量便是辩护律师。倘若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必然造成刑事诉讼控辩平等结构的失衡，嫌疑人将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几率也将上升。
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难”，充分发挥律师对于司法乃至法治的积极功能，就需要考虑如何完善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在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救济机制基础上，还需从国家立法层面突破律师权利的司法救济瓶颈，让律师执业权利能够获得公正的司法保障。（《京华时报》12月30日）当然，最高检的新规只限于由检察机关侦查的案件，大量一般性刑事案件中的律师权利，还需要整体性的制度设计，让立法授予的律师权利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办案程序当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律师权利被执法机关侵犯，该如何寻求救济？能够向法院提起诉讼吗？法谚有云：有权利必有救济，倘若律师执业权利不能进入诉讼程序，那么这种权利便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屏障。而事实上，我国律师执业权利仍面临着缺乏司法救济的困境，辩护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维权的同时，首先面临着为自己维权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