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盖棺定论，唐宋以后撰写墓志成风。墓志上全是好话，隐恶扬善，锦上添花，以假乱真，有的甚至与事实南辕北辙，孝子贤孙们看了当然很舒服，祖上有德，自己有光，但对历史真相却完全是一种歪曲与亵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作墓志坚持说真话就很容易得罪人，甚至弄出很大的矛盾来，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至少有几次碰上这样的麻烦。

一次是为老朋友尹师鲁写墓志铭。欧阳修写得相当简明扼要，而且讲求用词分寸，结果死者家属大为不满，最后干脆不用他的文稿，另请人重写一篇。对此，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论尹师鲁墓志》，解释他为什么要那样撰写。尹氏之子希望墓志中写上其父是最早开始写古文的先驱，在反对腐朽骈体文方面有着巨大贡献，应当大力加以歌颂。而欧阳修认为不能这样写，他说，“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也。”欧公强调写墓志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随便拔高。他指出，对尹师鲁的评价已经足够了，不能再高。至于墓志铭写得简短的问题，欧阳修为自己辩护说，死者生前历来提倡“简而有法”的文字，用简洁的文笔为尹师鲁写墓志铭恰恰表达了对死者文风的尊重。

另一次麻烦是为范仲淹写《神道碑》。范氏是当时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为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作盖棺之论定，难度显然较大，像欧公这样的大才，前后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稿。而范氏家人不但对欧文不满意，反映还很强烈，擅自作了若干处修改。欧阳修大怒，严正声明那份经别人修改过的文稿“非吾文也！”原稿中有一段被删除，欧公愤怒地问道：“此事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后来又有一位大官去世，其子请欧阳修作墓志铭，他就不大肯动手，希望另请高明，他说自己为此碰到几次麻烦，沉痛地得出一个结论：“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自己的文章“有意于传久”，“恐难满孝子之意”。

“有意于传久”就是对历史负责。了解到欧阳修写墓志铭坚持说真话，不肯说假话这一段历史，更增添了对这位先贤的敬重。

我辈系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延安时代就提倡“实事求是”，但我辈写墓志铭能像欧公一样“秉实办事”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墓地去过多次，或送领导，或送同事，或送长辈，或送亲友，墓志铭看过不少，总体感觉是，文采不多，好话不少，言过其实之词甚多，像这样定论，好像个个都达到了雷锋、焦裕禄同志的境界。有人说“死者为大”，有人说“对死者要宽容，人都死了，多说点好话没关系。”我倒不这样看。人死了，事实没有死，原则没有死，真理没有死，对一个人的评价，即使他离开了人世，也不能搞什么优惠政策、特殊照顾和表彰奖励，因为对死者的评价，关系到活着的人怎么清醒地理智地活下去。正确的要加以肯定，错误的要不加回避，是非分明，这样才能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事业，有益于子孙。鲁迅先生病重时表示，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宽恕，同时他对不应当宽恕的“一个也不宽恕”。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为什么会对死者加以不实事求是的评价，有意加以美化和拔高？是因为他们有愧于死者，想从对死者的高度评价中减少一些愧疚，获得一些平衡，寻求一些安慰。这样做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唯有在日后总结经验教训，弥补自己的过失，才是人间正道。

其实，不仅仅是写为死者墓志铭，就是对活人作评价，我们同样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一些人权重、利高、势大，就对他们竭尽溢美之词，这样做是有违人格尊严的。

当今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一些人的精神素质不但没有同步提升，反而有所下滑，尤其表现在弄虚作假上，此时此刻，重温一下欧阳修写墓志铭的史实，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