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是人类对居住地理环境和人死后下葬地理环境的俗称，堪舆则是在风水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总结、概论的别称。“堪舆”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前期淮南王刘安所著《淮南子》，即《淮南鸿烈》第三卷《天文训》中，其云：“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堪舆”一词的释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谓：“堪，天道；舆，地道”。秦汉魏晋四个朝代是风水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其中秦汉是风水理论的酝酿时期。在这个时期，阴阳学说用来解释宇宙中万物生存发展的普遍原理。同时，人们把阴阳五行与风水结合起来观察万物，人们用五行与风水中的方位、四时、四象及其它因素进一步解说运用到实践中。汉代风水理论著作《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据考证为风水方位之书，为风水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到魏晋时期，风水理论体系初步建立。这个时期比较又影响的人物和著作，一是三国时魏国人管辂，推出《管氏地理指蒙》一部集相地术大成著作；二是魏晋风水大师郭璞，著其代表作《葬书》，此书对以后风水术的发展影响极大，系统的提出了风水的基础理论，后世从事风水术研究的学者普遍尊郭璞为风水奠基鼻祖。《葬书》中的主要论点为“生气论”。但史学界考证，《葬书》乃后人伪托郭璞之名所作。《四库全书总目?葬书解题》和清代丁芮朴所著《风水祛感》里都作了论证说明，《葬书》非郭璞所著。现在所能读到的《葬书》据考证，大约作于唐宗年间。《葬书》的理论要素有五个方面：生气说、藏风得水说、地形说、方位说、遗体受荫说等。在《葬书》中首次提出了“风水”概念，其主要理论以阴阳为根本，以“生气说”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其目标是获得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葬书》的 问世，成为以后风水发展的重要标志。
唐宋时期，是风水理论进一步发展、应用、成熟和风水著作大量面世期。这个时期，风水名人辈出，最具代表的风水大师唐朝又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宋朝有赖文俊、陈希夷、吴景鸾、蔡元定、徐仁旺等，但具有影响的风水大师为杨筠松和赖文俊。杨筠松是唐僖宗朝国师，官至大夫，掌管天文地理之事，号救贫先生，代表作有《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青囊经》、《天玉经》、《都天宝照经》、《天元乌免经》、《三十六龙》、《正龙子经》等书。救贫先生风水理论的要点主要体现在《撼龙经》和《疑龙经》中，强调山龙落脉形势为主，开创了后世风水中的“形法派”，理论主要针对阴宅而言，其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说，为后来《八宅周书》提供了主要理论依据。宋朝年间的赖文俊，自号布衣子，世人称赖布衣，主要著作《催官篇》二卷，在风水界有一定影响力，是理气学派的典型代表作。依托黄帝撰的《黄帝宅经》，以阴阳为根本，对“大地有机说”作了充分发挥，亦是理气派的重要之代表作。
明清时期是对前期风水理论进一步发挥释义和理论验证总结，同时，官方和民间并举，使风水著作大量在社会和民间涌现，形势派和理气派明显对立又迅速发展时期。主要代表作如明代王君荣的《阳宅十书》，陈梦和的《阳宅集成》、无名氏的《阳宅大全》，蒋大鸿的《水龙经》、《地理辨正》、《古镜歌》、《天元五歌》、《归厚録》，赵九峰的《地理五诀》，清代叶九升的《地理大成》，魏春江的《阳宅大成》，李国木的《地理大全》等。本时期研究风水重点放在了注释、辟谬、校补内容上，这方面风水著作风气大兴，很多资料成为当今研究历代风水的重要文献，但也有学者评论，明清是风水研究的泛滥时期。
清朝中晚期由于受西方科学的冲击，古代风水术一度萎靡不振，人们开始用西方科学观审视中国风水学，除风水理论中的“三龙说”为近代地理学界所批判接受外，其它内容几乎都被否定，风水在西方科学面前显得很无耐。风水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门学说，虽然在接受西方新科学观过程中受到影响，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风水的研究和继承却始终没有停下来。民国年间，上海出版过廖平的《地学答》、《地理辨证补正》，佛隐的《风水讲义》等相地书籍，由于风水本身主要是以一种民俗形式传播，因此它在民间的研究运用始终没有终止过。清末民初，浙江钱塘人沈竹nai（衣字旁+乃）尽毕生精力，穷风水之精华，逝后由其儿子沈瓞民整理出版的《沈氏玄空学》，为玄空风水学又开辟先河，独树一帜，乃致玄空学成为近人研究风水的主流。在现代社会，风水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巫术迷信、文化糟粕，为学术界概不接纳。中华民族是视儒家文化为“正统”熏陶的社会文化为主导，观念深刻，根深蒂固，学者们以研究孔圣儒家经典为正统、为高尚、为高雅、为出人头地，而对研究易学、风水文化都视之为粗俗和下九流之辈，这种倾向对全面研究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极为不利，风水是在二十世纪遭受冷落、压抑时期，这既有它的思想根源，也有它特定的社会根源。
人们不会忘记，当风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全部封杀，被国人所淡忘的时候，当国人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时候，但在国外一些学者却情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86年5月份，日本《建筑文化》杂志登三浦国雄和毛纲毅旷发表的《风水与城市形象》文章，运用中国风水对城市建设进行了全面构思；英国学者西蒙?丁?盖尔发表的《方位与建筑环境》文章也被日本《建筑杂志》第25期全文转载。1985年，杜登在纽约出版了《风水—地理文职选择与布局的艺术》。国外出版及报刊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风水的著作及研究文章，使国人为之大震。余震之后，出现震痛，人们开始反思，惊异发现，古人研究风水之成果，原来是个老古董，价值连城。随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风水“回归效应”，首先波及到东南亚及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地区，大陆随之也出现了“风水研究热”。建国以来，由官方首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组织风水文化研讨会，它向世界宣布，风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它是先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风水的“回归效应”将震醒、影响起一批高素质、高境界的有志文化之士做更深入的探索，进一步挖掘风水的深层内涵，使风水这门学问、学术造福于全人类。
我的家在皖滁州来安，离村往北有一仙山，树木葱茏。儿时听老辈说：明朝又一乞妇冻死后乡人把她埋在山上的无雪处，因为好风水，孙子当了尚书。这位尚书的故事在当地几乎妇孺皆知。我对此将信将疑，但是风水的神奇却从小
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中国的老百姓，一代一代，父子相传，深刻而又悠远，这就是俗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何谓风水？托名郭璞的《葬经》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可见风水本是古代相地术的两大要素，它的核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
古人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因此死后的葬所，是生前住所的延伸和继续，因而居住环境又有阳宅和阴宅之分。风水的寻求，从根本说是为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需要。只要这种心理需要存在一天，风水的观念就不会消失。
风水有好多别称。我的家乡，称相风水者为地理先生，地理与天文相对，地脉的所在和走向变化，就是风水。比较生僻的说法有青囊术和青鸟术。晋郭璞善卜葬地，据《晋书》记载，他曾师从郭公，“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那么，青囊术最初是因《青囊中书》而得名。它是郭公的著作，并非是专门的风水之书，而且在郭璞生前已被火烧了，没能流传下来。至于青鸟术（“鸟”一作乌），可能来源于《轩辕本纪》：“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鸟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六朝前有方士，自名为青乌子，著《相冢书》，后世奉为葬术的鼻祖。《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有“青乌子三卷”，可能就是这位方士的《相冢书》，可惜宋以后就不见记载了。此外，还有被称为形法、相地、相宅、堪舆的，这里就不一一罗列细说了。
我国风水的意识可能产生很早。大约六七千年前的原始村落——半坡村遗址，其房舍就有近水向阳的特点，四周有壕沟，可防敌害。殷周已有卜宅之文，如周朝祖先公刘率众迁都，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经?公刘》）。他的后人又迁到周原，有肥沃的土地克耕种，而且坐落在“在浒”、“歧下”（歧，岐山）。对于古人说，通过相宅选择近水而又不被水淹、透气而又不遭风灾的所在居住和生活，这是很朴素和现实的考虑，并没有什么神秘和唯心的地方。今人有的把风水术看成是空间术，因为须对空间作全盘、宏观的探究，应该说不无道理。《诗经?绵》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这司空之官，最初就是负责营建宅院宫室的，可谓与空间术的说法不谋而合。当然，古人相宅后，还要占卜一番，周人“爰契我龟”，取得天人一致，才能作出决断。
战国秦汉是风水术的形成期。司马迁的《史记》载，战国秦惠王异母弟生前自选葬地于渭南章台之东，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兴果然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这意味着当时已经不仅有活人住宅的选择，也已经有死人住宅的选择。这死人住处的选择就是葬法、葬经了。王充的《论衡》引证已出现的《葬历》说：“葬避九空地刍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历。不合此易，转为凶恶”。这说明东汉时不仅“起宅盖屋必择日”，连葬人也要选择吉日，不仅是选择好风水的葬地而已。又有“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的观念，也是汉已经产生的禁忌之一。此时，“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的认识，已经很普遍了。《史记》的《日者传》将堪舆家列为孝武帝时的许多占家流派之一，而堪舆家就是后世的风水先生，他们几乎是专职的。秦汉有关风水的专著，除《葬历》外，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还有《堪舆全匮》、《宫宅地形》等，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
魏晋南北朝，风水观念继续传播，为许多人所相信，风水术士很有市场。除了上述的郭璞、青乌子外，这时的史书记载不少。如管辂。风水有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之分。先说阳宅风水。历代最有代表性的论阳宅的著作有托名黄帝的《宅经》、无名氏的《阳宅十书》等，也有的风水著作是阴阳宅并论的。比较起来，阳宅理论必阴宅理论可肯定的多一些。阳宅理论的主要基础是气和势，气是中心。从气说，主张乘气、聚气、顺气、界气，反对死气、煞气、泄气等等，这实际上是追求房宅建筑选址的方位布局与周围环境大自然的协调统一，以保证人的胜利健康和心理平和。“人因宅而立，宅因
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一词选宅非常重要。“土形七行，怕因以生”“行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说得不无道理。背山面水，负阴抱阳，避风防淹，被认为好风水，就是因为它能藏气。又认为“居民与衙门太近这不吉”，近“祭坛、古墓、桥梁、牌坊，一团险杀之气”，“屠宰场边一团腥秽之气，娼妓之旁一团邪气”，“逼促深巷，茅坑拉脚，滞气所占，阳气不舒”等，均非富贵之宅，这已经带有社会学的色彩了，在封建社会，是能说明问题的。《阳宅十书》论宅外形，更有“十不居”说，即“凡宅不居当冲口处，不居寺庙，不近祠社、窑冶、官衙，不居草木不生处，不居古军营战地，不居正当流水处，不居山脊冲处，不居大城门口处，不居对狱处，不居百川口处”，与前者大同小异，但更具概括性。至于宅内的种种设置部署，阳宅理论就和建筑美学、建筑伦理学、建筑气象学等有密切关系，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还有“水口”、“门”“障空补缺”“回风返气”等观点，对现代建筑也极有借鉴价值。
龙、穴、砂、水、向五者，被风水术师称为“地理五诀”。龙，俗称龙脉，即“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因此寻觅龙脉，对阳宅和阴宅都极重要。我小时候，深憾家屋累修累塌之苦，父亲说因为它在龙脊上，龙须常常翻身之故，这就是民间粗糙的龙脉观念了。风水术有龙分“九势”“五势”的说法，这都是从山形的走向之不同来加以辨别的。地脉又有三龙说，即北龙、中龙、南龙，都从昆仑山发源，这和前者一起孕育了我国的地形地貌学，它对各种形态类型的总结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乐郊私语》记载明初朱之璋的军师刘基的话说：“唯南龙一支，从峨眉并江而东，竟不知其结局处。顷从通州沧海至此，乃知海盐诸山是南龙尽处”，
这里有认真的观察，朴素的思考，实在并无多少迷信色彩，值得称道。
至于阴宅理论，古代风水理论的代表作除了《葬经》，还有缪希维的《葬经翼》、《司马头陀论葬》、廖禹的《十六葬法》等。《黄帝宅经》《博山篇》（宋黄妙应）也都有阴宅的论述。如“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也就是说子孙的形体是父母所遗的一部分，父母的骸骨如果得到生气，就会使子孙后代受得福佑，故此给父母的骸骨找一个吉宅很必要。应该承认，人和动物一样，同类之间可能有某些感应现象，这是神秘科学应该予以研究的。
《葬经翼》说得相当精细系统，说明作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学识涵养，如果作为自然地理书来读是有教益的。如“山者，宣也，其气刚。川者，流也，其气柔。刚柔相荡，而地道立矣”，“山冈，体魄也；气色、神理也。……凡山，形势崩伤，其气散绝，谓之死；形势虽具，生气未舒，谓之枯。死者不可复生，枯则有时而润”，分析得很精彩，作者颇有独到见解。又如“山之不可葬者五”，即光秃的童山不可葬、中断之山不可葬，石山不可葬，偶经此处气以势止的山不可葬，孤独之山不可葬，因为从气势相结合的观点来看，这些山的风水都有欠缺之处，作者的感受不可谓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