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暴力袭医，症结根深几许
本报记者：封寿炎
访谈嘉宾：俞卫（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解放评论：最近，多个地方又发生暴力袭医事件。矛盾激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不是患者对医生缺乏信任？
俞卫：信任是医疗服务的一个核心问题。医疗服务的一大特点，就是医疗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以及疗效的不确定性。然而，医疗服务没有试错空间，手术做完了，后果已经产生，不可能说重新再来一遍，所以医患双方的信任非常重要。
医患双方信任感的缺失，有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根源。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公立医院改革借鉴了经济改革的思路，就是给医院政策，包括药品加成、一些服务收费留给医院等等，然后就要求医院自筹资金发展。由此，医院院长就面临很大的创收压力。当医生收入与医院收入挂钩之后，又激发了很大的创收动力。创收压力和创收动力都强化了医院的逐利性，这种逐利行为虽然客观上调动了医生的工作积极性，但它对医患关系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在2006年、2007年前后，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下调药品加成来缓解“以药养医”问题。这就导致医院的收入减少，但它的支出，尤其是员工薪酬和医院发展投入资金两项几乎都是刚性增长。为了平衡此消彼长造成的财务缺口，医院只能通过“跑量”来弥补。导致的结果就是医生超负荷工作。而因为检查检验项目增加，在单项费用降低的同时，病人医疗费用的总额并没有下降。这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没能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反而更加激化了医患矛盾。
解放评论：排队排了大半天，看病却只有两三分钟，这样的就医体验确实很难建立起信任感，且容易引发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俞卫：医疗服务短缺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短缺。病人排长队等医生的情况，更多出现在大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里。很多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其实看病并不难。目前医院按照三级划分，三级之间在医疗服务方面基本处于割裂状态。我们都说一般的病应该在社区医院、二级医院看，疑难杂症、大病重病才去专科医院、三级医院，但为什么做不到？因为病人没有很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适合自己的医生，只能根据医院的级别来选择就医。在病情不确定的情况下，担心在社区医院找不到好医生，看不好病，直接跑到三级医院就医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此外，过去二三十年财政政策的激励也使得三级医院不断扩张，造成了公立医院的两极分化：大医院越办越大，集中了绝大多数优秀医生和优质医疗资源；小医院留不住好医生，也吸引不到足够的病人，最终造成了大医院的拥挤。
解放评论：医患矛盾的恶化，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开这个黑色“症结”？
俞卫：首先应该让医生回归到医疗服务主导者的角色。长期的理想目标是让医生脱离医院，真正成为患者的代理人，让医生根据患者需求来提供服务。短期改革则包括几个方面：医院的管理应该尊重医生的意见，花多少时间看一个病人，一天看多少个病人，医生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政府要保证政策的配套：政府财政配置多少资源给医疗领域，应该有科学合理的标准；财政应该补足因为价格管制造成的收支缺口，不能让医院和医生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停止把医生收入和医院收入挂钩的做法，等等。
目前上海等地实施的家庭医生制度是很好的尝试，下一步关键要看能否做实。如果家庭医生的业务水平得到提高，或者医院里的好医生能充实到家庭医生队伍中来，家庭医生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就能逐步巩固起来，信任感就能建立起来。如果家庭医生能够在转诊方面与三级医院和专科医生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医患双方就更容易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还有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要健全完善医患纠纷的调解处理机制。由独立、中立的第三方来认定医疗责任归属，进行调解处理，比医患双方直接打交道更容易解决问题。对于恶意“医闹”，甚至暴力袭医的行为，一定要严格执法，确保医患纠纷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解决。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