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教授指老上访户“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样的言论是骇人听闻的，包括鄢烈山、杨恒均等知识分子都表达了清晰的批评，包括在网上很多发言都指责这是一种迎合某种权势意图的投机行为，是学术品德的问题。
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教授指老上访户“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这样的言论是骇人听闻的，包括鄢烈山、杨恒均等知识分子都表达了清晰的批评，包括在网上很多发言都指责这是一种迎合某种权势意图的投机行为，是学术品德的问题。但在我们看来，把这个问题道德化，远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孙东东教授这次荒唐的言论，并不同于以往一些被媒体意外披露或者曝光的失言，如果他是公开说一套，私下说一套，那可以很简单地判断他是品德有问题。而这次孙教授是有选择地和媒体接触，主动地表达观点。如果他是为了投机，他完全可以在幕后策划，而不跳出来公开发表言论成为众矢之的，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相信，就是这样，而且就该这样，孙教授不是为了讨好谁迎合谁，而是他思考的结果———就是要把那些老上访户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说一个人品德不好是最简单的，要搞清楚为什么一个北大的教授会有这样的大脑运转结果，才是最本质的问题。
这次孙东东教授的言论，真正激起我深深的忧虑的，不是普遍被讨论的他个人的品格，因为那只是个人问题。我忧虑的是他作为一个名牌学府法学院的教授，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欠缺。而这种能力，不仅是做一个有分辨能力的现代公民的基础，也是从事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我不敢怀疑孙教授的知识水平，他一定读过很多的书，写过不少的书，才成为教授。但他自信地说出逻辑水平如此低的话，体现了他先天不足。我见过比他更离谱的教授，有一个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说美国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维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来讲到中国问题，就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开放城市户籍，否则大城市就会被搞得一团糟。这些人逻辑的混乱让我觉得骇然，而相信类似孙教授这样的言论不是孤立的现象。
我相信问题的根子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学术规范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强调背诵和考试，甚至重复和抄袭堆砌的出版，却不强调思考能力和严谨的创新。我们轻易地，实用导向地引进理论，引进主义，却没有用心去体会这些理论和主义背后的思想方法，那就逻辑（logic），那就是推理（reasoning），那就是理性（ration）。这种知道一堆名人名言就以为自己有了思想的态度，就像一个人能把《相对论》的每一个标点符号背诵下来，就觉得自己可以被称作物理学家一样。正是因为缺少深刻的思维方法的熏陶，我们的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才会不自知地说出逻辑完全混乱的话。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是当年的殷海光先生。殷海光先生在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的反省中，痛苦地发现一个事实，他认为自己是“五四之子”，从五四开始，中国就有对民主和科学很时髦的讨论，谁都挂在口边，可为什么真正的德先生的精神、赛先生的精神却无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为什么台湾有很多美国书籍介绍民主和自由，很多小孩都会背诵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国民党都支持他们办《自由中国》，但是台湾却依然没有他所理解的“真正的自由”？最后他领会到，思想的引进并不是能背诵一整套言论那么简单，而是要真正认识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精神，他得出结论“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殷海光先生为此终生以传播逻辑学为己任。
传播先进的理论是好的，这并不是很困难，把这些引入中国，可以称作是可贵的思想启蒙。但启蒙不应该止于此，更深入的启蒙，我把它称作逻辑启蒙，它把基本的分析技巧，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本能，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智者，自己能鉴别和取舍真假，用理性构建自己的认识，不被情绪和冲动所裹挟，也不被煽动和诱惑而操纵。
早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金岳霖先生、台大的殷海光先生这样的先驱，他们毕生奋斗，把逻辑训练引入中国教育，育成一代英才，哲人其萎，风范犹在。在台湾、在香港，逻辑学已是各种专业的必修课，更不要说在欧美考研究生，比如GRE和GMAT主要考的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是可以背诵的，而逻辑能力是最主要的一类考题，因为有了逻辑能力，人们才能识别知识乃至创造知识。
而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中依然没有普及逻辑学的教育。希望孙东东的言论，不是光引发出对个人道德的一番口诛笔伐，而更能够敲响我们教育的警钟，如果这样不断让缺乏逻辑思维的老师教育出更加缺乏逻辑思维的学生，并且用这样缺乏逻辑思维的教学体系，在不断培养和选拔人才，那么学术的前途忧矣，中国的前途忧矣。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郭宇宽
中国人精明有余，正直不足
文｜木虫
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大丈夫相时而动，见机行事”；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大丈夫能伸能屈”；中国还有一句古话：“能大能小是条龙”；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还有一句古话：“胜者王侯，败者贼寇”；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无利不起早”；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千里居官为吃穿”……
这些中国人骨子里看重的是利益，屁股永远坐在利益之上，可谓，利益大如天。
之所以如此，一是这些中国人实在是穷怕了，他们首先要的是吃饱肚子，活下来，其它的都是次要的。吃饭问题、饭碗问题成为中国人的第一要务。老百姓认为能够吃饱饭已经是很不错了，官员认为能够让你们吃饱饭就是大功，你们还想咋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二是中国人实在是不知道应该信仰什么。有信鬼神的，有信来世的，有信唯物的，但最终是信仰物质利益，最终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的更好一些。中国人信鬼神，是希望鬼神保佑自己发财和享福，信菩萨也是为了让菩萨保佑自己别阴沟翻了船。中国有许多贪官污吏、犯罪分子都求神拜佛，希望佛祖保佑他们别东窗事发……
许多中国人总是以个人为中心，以物质利益为中心，以升官发财为中心，所以，只要符合个人利益就是自己拥护的，否则就是鄙夷的。因此，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当皇协军的多，当二鬼子的多，当逃兵的多；在解放战争中，国民革命军怕死的多，逃跑的多，起义的多。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想的是个人利益。土改时期，大家也是渴望分田地，渴望分地主的财产，渴望分财主的牛羊。当然，个人利益也不全是坏事，因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最终也就没有人类。
但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如果脑子里面只有个人利益，就会沦为没有主见，没有正义感，甚至没有道德的物奴。比如，为了个人利益当汉奸，为了个人利益颠倒黑白，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战友，为了个人利益欺骗她人，为了个人利益置法律于不顾，为了个人利益污染环境，为了个人利益指鹿为马，为了个人利益制假贩假，为了个人利益毁坏合同……
只要能够生活的好，只要能够保住现有的地位，只要既得利益不受损失，那怕黄水滔天也与我不相干，管他什么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法制、诚信友善。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在文革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比如，今天你说邓小平好，我就跟着说好；明天你说不好，我就跟着说不好；后天你说又好了，我就说又好了，如此反复，根本没有是非界线。反正是谁在台上，我就赞成谁，听谁的话，为谁唱赞歌，为谁鼓掌。谁在台下，我就挖苦谁，打击谁，羞辱谁。
这种墙头草式的中国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不知道对与错，好与坏，因为他们没有最基本的文化知识，没有最基本的分辨能力，他们或者是文盲、或者是法盲、或者是科盲，是刚刚进化而来的人类，还没有摆脱古朴、茫然、愚昧。一种是精明的很，心里明镜一样，但是，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要维护的是既得利益，什么真理、什么对错，什么思想，什么文明，什么进步，全然不管。他们见机行事，嘴上说的全是对自己有利的话，可谓，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心中惦念着自己那些金银、财宝、美女、官位……
实践证明：没有信仰的人，钱再多，官再大，学问再高，人再精明，办法再多，也不会拥有一颗正直的心！
只有坏人和庸人才"热爱集体"
导言：平庸的人或心术不正的人之所以热爱集体，是为了占便宜、沾光；而优秀分子之所以不热爱集体，则是因为害怕吃亏。
在一个集体中，两种人最缺乏归属感：1、觉得自己很差劲、自卑感强的人，他们拼命想融入集体，但发现很难；2、出类拔萃的人，他们往往不屑于与这个集体长的其他人为伍，因为，鹤立鸡群的感觉，高处不胜寒，所以，他们很想脱离。
正文：
前几天，在某个盛大仪式之前，一个500人的群里，有人提议“希望我的朋友们都把头像换成国旗”，倘若只是自己出于爱国热情而自发自愿地这样做，倒也无可厚非，但对着好多人发出这样的倡议，就显得有些搞笑了吧？
这话发出来之后，有人在群里回复了一句：呼吁群主将提这个建议的人踢出群。另一条反馈是：+1。
这个事，权且当玩笑吧。他也可能只是一时兴起，我们并不能单凭这一件事情，就断定这个人一定怎么样。
但次日，有朋友来吐槽说，微博上被“抵制日货”的声音给刷屏了。爱国爱到这份儿上，我也真是醉了。我敢断定，发这种呼声的，绝大部分，都是“底层民众”，而不可能有官二代、富二代。
是的，官二代、富二代，都只顾着自个儿逍遥自在，玩自己的生活呢；各路成功人士，都在忙自己的事业呢，只有底层民众的爱国热情永远不减。还真以为这个国家是你们自己的？
朋友问我，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我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除去官员和极个别真正有奉献精神的人之外，有一个规律——越是平庸的人，越容易有“集体主义思想”。广场舞大妈为何总喜欢成群结队出现？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跟能力比较差的人更“爱国”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平庸的人更容易有集体主义思想？因为，这样的人，总想少劳多得，从集体中沾点光。比如，《平凡的世界》里，田福堂和孙玉亭这两个形象，很有典型意义，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包产到户的行为，生动地说明了，最拥护集体主义的，是这样几类人：当官的掌权的；虽无一官半职但有望在未来掌权的野心家；希望搭便车的懒汉；没本事的人；脑子不好使的。简单地说，坚持集体主义的，要么是坏人，要么是庸人。（真正的“奉献家”太少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庸人喜欢集体主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懦弱，不太敢单兵作战。君不见，那些贴大字报的、对日货进行打砸抢的，都是结伴而行的？恰恰，这样的人，绝大部分，在思想上，都属于“毛左”，他们是集体主义的拥护者，只有在集体中，他们才能“找到自我”。
与“对集体的热爱”相关的，是集体自豪感。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即有为数不少的人，以当地（自己家乡，或者是自己努力地想融入的城市）的房价高而感到自豪；至于他是否已经买过房子了，或者能不能买得起房，则并不影响他的这种“自豪感”。因为我们总是很容易误认为房价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向关联，“我的家乡”房价高便意味着“我的家乡”经济发达，因此“我”感到自豪。
此外，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在这些错误地将当地的高房价等同于“经济发展快”并为之感到自豪的人当中，往往是那些收入水平更低的人，也即是世俗标准下的loser，他们的这种自豪感要更加强烈一些。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一个集体中，往往是能力差一点儿的个体，他的“集体荣辱感”要更强一些，于是便更加希望把自己跟集体捆绑在一起，“沾一点集体的光”。（总体而言，混得差的人，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我以集体为荣”，而“混得好的人”，所关注的侧重点则是“让集体以我为荣”。）
与“没本事的人”的“集体自豪感”相对应的是，那些“混得好”的人，则往往是急着撇清自己跟集体的关系，绝不轻易将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跟集体扯上关系——比如，中国的财富精英大都有很强的移民意愿；再比如，有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取得成绩后，是先感谢父母，而不是先感谢祖国的栽培。
在一个集体中，两种人最缺乏归属感：1、觉得自己很差劲、自卑感强的人，他们拼命想融入集体，但发现很难；2、出类拔萃的人，他们往往不屑于与这个集体长的其他人为伍——一方面是因为，鹤立鸡群的感觉，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像田福堂、孙玉亭那样的“领导”、懒汉、庸人给“平均”掉。
孙少安，便是这种“强者缺乏归属感”的典型。他在单干之后再帮扶村民脱贫，会特别有成就感，但先前在集体里被别人沾光，却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感。
所以，他们很想脱离集体。
优秀分子之所以“离心力”很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明明是凭个人努力取得了某项荣誉，但无耻的领导却会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荣誉也是“属于集体的”。比如，你搞个科研成果，专利属于集体，当然无可厚非，但领导常常会“署名”；如果，你要代表一个大的集团外出去参赛，参赛时强调一下“领导栽培”倒也在情理之中，可是，领导还会要求你在发表获奖演说的时候，把他的大儿子、最大得宠的小儿子（集团内的其他“兄弟单位”）的名字也提一提······这样，这个优秀分子就得被迫与那些没有对这个项目做出过任何贡献的人来分享这个荣誉，你说，他能甘心吗？就算他本人高风亮节，能接受，可以，报那么一长串“与本案无关”的名字，不别扭吗？
看明白了吧？平庸的人或心术不正的人热爱集体，是为了占便宜；而优秀分子之所以不热爱集体，则是因为害怕吃亏。从共产主义几十年的历史来看，这种恐惧，当然是有必要的。
文丨苏清涛（charitableman）,1984年出生，金牛座，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个不务正业的记者，不会写诗的诗人，不懂艺术的艺术家。“尽管我毫无艺术细胞，但我自己就是个艺术品”。
中国文人的穷酸气质
文/张怀旧
长期以来我对中国穷酸文人的生活状态一直深表同情，在关注他们温饱问题的同时，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我担心自己因为一时虚荣而戴着令人作呕的文学脸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登上群魔乱舞的文化舞台。
中国文人最喜欢别人叫他“作家”，而他们也最擅长扮演这个让很多人无限向往并无比崇敬的角色。他们说话从来就不会直来直去，他们最喜欢引用古人的话，他们还喜欢使用成语和典故，他们骂人绝不说“你他妈的”，而是说“你母亲的”，能用一句话概括的事他们从来不用一句话，他们很喜欢娓娓道来，没事总爱说故事，他们最喜欢站在讲台上浪费别人的时间；他们胆子还特小，当着人面说人话，背后就不说人话了，他们总说自己骂人不带脏字，可你要把他逼急了，他们的脏字比谁都多，骂起人来比狗还疯，能把一头老母牛骂怀孕了。在他们穿着长衫的时候，你要对他说一“靠”字，他马上就会卷起袖子对你吐口唾沫说你没文化。那股酸劲，足以让一个正常人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几乎都可以通过文人的窗口传播到世界各地，你比如说，我见过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把肛门不叫肛门，叫屁股上的小孔，说这小孔不但可以排挤粪便还可以鼓吹空气。大家看出来了吧，“排挤”与“鼓吹”这两个极具文学品位与政治色彩的词汇经他这么一咀嚼，还真有这么点粪便的味道了。你要直接对他说，原来你说了半天就是说的屁眼啊，绕了那么多弯子干什么？他马上就会告诉你，屁股上的小孔不一定是肛门，还有可能是阴道，它不但可以用来谈恋爱还可以用来生小孩。大家看看，说得多文艺多科学啊？或许他们又会拿出一本司马迁的《屎记》对你循循善诱，很严肃地告诉你，屁眼是骂人的话，阴道是淫荡的词，不要乱讲。那语气就跟阿Q差不多。
对了，这些阿Q的名片我也见过一些，首先印入你眼帘的就是那些头衔，如某中文系教授、某散文学家、某诗人、某文联、某作协、某文学咨询师，某文化大忽悠，某文化研究所长等等，足有七八行字，绝对不用黑体，而是用隶书或篆书，绝对不用简体，而是用繁体，总之绝对不让一般人轻易读懂，非要让人戴上眼镜以文化人的姿态方可读懂他那张蕴藏丰富文学底蕴的名片。最好你读不懂其中的某个字，然后虚心向他请教，这个时候他便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那个字怎么读，并对你嗤之以鼻。这么一来，你就觉得他跟你不一样了。
你要说这些个文人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也是欺负人，毕竟人已经读了那么多书了，没看到人书橱里都塞满了世界名著吗？还有桌子上，板凳上，小床上，甚至马桶上、地板上、阳台上都摆满了五颜六色的书，看起来就跟多米诺牌一样，你要去他家坐客，你一定会被淹没在知识的海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他再穷，你还好意思不说他是文人吗？你还别提你有钱，人家视金钱如粪土，他会骂说你没追求，他会告诉你知识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购买的。
中国文人的自我包装意识真是太强了，比超女还强。又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是文人，完全就是瞎装的！这也是中国文人长期以来没有好的职业口碑的人格因素，他们连做人都做不好，还做什么文人？还是趁早闭上他们的小孔吧！
你可别惹文人发脾气，他们一发脾气没准就会裸奔，他们永远也没有杀人的勇气，即便有极个别斗胆自杀，那也是借着文学的名义风光死去，极其可耻，最典型的人就是所谓诗人海子。
文人极其多情，他们经常因为女人失去理智，普希金是这样，鲁迅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文人还很滥情，上个世纪的法国，萨特对他的女读者来者不拒，他在各种女性身体上完成了《存在与虚无》，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也是在这样的姿势下诞生的；你可别冷落了文人，在寂寞的时候，他们会死不要脸，王朔就是这样。
文人仇富，因为贫穷；文人虚荣，因为寒酸；文人脾气大，因为老被人忽视。文人最得意的杂志是《收获》，文人最嫉妒的杂志是《财富》，文人最喜欢的杂志是《瑞丽》，文人最鄙视的杂志是《文摘》。
文人随身带着钢笔，随手拿着图书，随口背着诗词，随时朝你翻眼。
文人可不能有钱，一但有钱了，他们就说自己是儒商或财子，然后就是离婚，上封面，搞节目，玩演员，他们会发誓今后再也不嫖了，再也不写了。他们会换一套服装，疏远以前的朋友，甚至还会玩起了政治。除了文字游戏，文人最喜欢玩的就是女人和政治。
如果你在饭桌上发现一穷人在高谈阔论，那么这人不是骗子就是文人；如果你在公交车上被人骚扰，那么这人不是变态就是文人；如果你发现有人借你钱老是不还，那么这人不是无赖就是文人；如果你发现所有人都在哈哈大笑，只有一个人作若有所思状，那么这人不是弱智就是文人；如果你发现有人随地大小便，那么这人不是民工就是文人；如果你发现一家妓院门庭若市，那么她的顾客不是醉鬼就是文人；如果你发现一个人瞧不起任何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文人！文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事不干。
文人上台说话最好玩，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不修边幅，有的伶牙俐齿有的斟词酌句，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要摆出一张学术渊博的脸。西服可以是廉价的，领带可以是劣质的，皮鞋可以是塑料的，但语言绝对是文学的。这就是文人。
当然，我也见过极个别的我所喜欢的文人，他们很不会包装自己，他们散发不了如我上述的几种文人气质。我说他们是作家，他们会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全家是作家！我说”我“靠”，他们会说“我“操”。他们私下里是这样，到了公共场合还是这样，他们没有名片，偶尔有一张也是过期的、没有头衔的，你要电话号码？行，手机掏出来拨一下，就那么简单。肛门就是肛门，用来拉屎，完全没有必要借助肛腚的名义来吹嘘他的文学功能。
2007-4-16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能忍
在晚清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说，中国人对有损自己脸面和尊严的一些鸡毛蒜皮小事难以宽容，然而对官府的一切恶行却相当的理解与宽容。
(一)
网上有句流行语，叫“我忍你很久了”。这本是一句网络戏谑语言，或许根本不能由此上升到国民性格的高度。但我们透过这句网络流行语的背后，还是能隐约窥见到中国人隐忍的特性。
隐忍不好吗？两千多年前，吴王对越王说，不服我灭了你。越王说，我忍！于是，越王卧薪尝胆成功雪耻；一个流氓对韩信说，不服我打死你。韩信说，我忍！于是，韩信经历胯下之辱后成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家；汉武帝对司马迁说，不服我阉了你。司马迁说，我忍！于是，不再“男人”的他写就伟大巨著《史记》。
看，多么励志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经典。同这些励志故事一样，还有众多的励志鸡汤，最典型的莫如孔子老师《论语》中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孟子老师也说过，“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经过千年熬制、小火慢炖的这种鸡汤，被中国人喝过后，营养已经融进血液里。我们似乎越来越离不开这口。
(二)
隐忍的背后逻辑是隐忍待发，也就是说，我们要不动声色，慢慢积蓄力量，要厚积薄发，然后给对方致命一击。正如越王勾践。或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采取隐忍、退让的策略，暂时放弃一部分利益，包括肉体、尊严、名誉等。于是，我们又发明了另一种自我安慰式的鸡汤，如“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看看，我们多会给自己找台阶下。
然而，小忍，也不一定成大谋。《东周列国志》第三回，大臣向平王说：“若隐忍避仇，弃此适彼，我退一尺，敌进一尺，恐蚕食之忧。”也就是说，我退敌必进，登了鼻子你忍让，对方一定会上脸。国土被蚕食后的退让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个人权利更是如此。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个人权利的每一步退缩，都会引发的公权力肆意扩张。
不是嘛？个体的无动于衷，逐渐就导致了集体的麻木不仁，甚至是逆来顺受。饿死一个人没有抗争，便会诱发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饥荒。
(三)
相信有两个场景中国人很熟悉。一个是清军入关后，强制汉人剃发易服，扬州、嘉定等全国多地遭到清军血腥屠杀。按说，他们没有隐忍，应该大都是宁死不屈的英勇形象。但从史料中来看，所谓反抗最强烈的地区，广大百姓如待宰的羔羊无异。一个清军就可以在无任何捆绑的情况下，押解几十名青壮年男子到刑场去屠杀。百姓遇到清军，个个战战兢兢，匍匐跪地，伸长脖子等着砍头。清军喊一声“蛮子来！“，百姓就乖乖过来受死。清军喊一声“跪！”，百姓就齐刷刷跪地低头。你感觉难以想象吗？这是1645年，距离现在三百七十年。
有距离更近的，那就是日本侵华期间。据《东史郎日记》记载，南京失陷后，日军进城实施疯狂屠杀。在某天晚上，漆黑一团，只有点点星光闪烁，国军大约七千年俘虏被解除武装。而此时日军鬼子只有两个中队的兵力，就连日本兵也感到对比悬殊。他们同样担心，如果七千人暴动，日军根本对付不过来。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受降的军人，全部老老实实听日军驱使。让坐不敢站，让走就不敢跑。
南京遭遇屠城期间，很多百姓排成排等待送死，被枪杀时非常镇静，令日本人都感到惊讶。他们眼看着同伴在自己面前一个个被杀，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恐惧。轮到自己被杀时，还会主动迈出一步，非常配合刽子手。东史郎感觉，中国人似乎有一种上天堂的感觉。你感觉到不可思议吗？这是1937年，距离现在仅仅七十八年。
(四)
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有儒家提倡的“温良恭俭让”美德。确实没错，但这“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并没有给周围的人，而是给了权力。在权力面前，我们温和、谦卑、恭顺，甚至奴颜婢膝。那些跪在官府门口，向权力哭诉求情的是多么有礼仪。
在晚清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说，中国人对有损自己脸面和尊严的一些鸡毛蒜皮小事难以宽容，然而对官府的一切恶行却相当的理解与宽容。他观察到，很多人往往因为一分钱就会与同行吵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然后转头就痛痛快快去交官府的苛捐杂税，年复一年，心甘情愿。虽然百姓明明知道税额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但他们仍然默不作声，照交不误。
对于官府的种种恶行，诸如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等行为，百姓对此更多表现为熟视无睹，甚至逆来顺受，更谈不上任何反抗。这边对官府恶行谈笑风生，那边就与邻居或好友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原因可能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对方一个貌似失礼的小小举动都可能遭到记恨，因为这样冒犯到了自己的尊严与脸面。麦高温很是看不懂中国人。
(五)
看不懂中国人的还有参与过洗劫圆明园的英国将军戈登。他目睹了晚清中国人因为自然灾害、饥荒、战乱四处避祸的惨状。戈登看不懂，为何中国人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而不去向官府求助，甚至起义反抗。百姓的回答只有“不敢”。戈登都被这样的回答惊呆了，他劝告百姓说，饿死与起义被杀的结果是一样的，早晚都是死，为何不拼一把？他得到的回答，仍是“不敢”，“不敢”。对于熟悉了“要么面包、要么革命”西方逻辑的戈登，他怎么也看不懂中国人这种生物。
同样是英国人的斯卡思则是一位商人，遇到了一个晚清时的农民。农民的土地被当地富豪强行侵占，失去生计的农民不敢去打官司，也不敢做其他反抗，而是莫名其妙地祭拜神像对富豪进行诅咒。农民认为，富豪与官府勾通，打官司也打不赢。打不赢官司我就咒死你。农民拜神像时口中念念有词，诸如让富豪家每人都疾病缠身，让富豪媳妇鬼魂附体，让孩子无家可归。让富豪破产去沿街乞讨，或是最好暴死街头。农民磕头跪拜完神像后，若无其事般走开，脸上甚至还带着微笑。斯卡思无法想象，失去土地无法生存的他为何这般能忍。
(六)
“不敢”的晚清中国百姓何以如此恐惧，他们宁愿被欺负、宁愿被饿死也不敢反抗？我们根据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经历，似乎能找到合理的答案。1878年，李提摩太被教会派往山西去进行慈善救济，那里正发生着百年不遇的大灾荒。
李提摩太一行从太原出发，一路向南，沿路所见，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有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爬行；有人被一阵风吹倒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有人死后被野狗、野狼啃食；还有人互相吃对方的孩子，因为他们不忍吃自己的孩子。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当地各富豪大户仍然过着悠哉的生活。李提摩太实在想不通，中国人为何不去抢劫富户。后来他发现，在每个村子都贴有告示，告示中警告，山西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
洪洞县城城墙上高悬的两颗人头昭示了抢劫的下场，而城墙下面就是饿死的累累白骨。但吃人的传闻还是偶尔有传出，一些稍微富足的路人与赶路的商人却带着各种防卫武器，如梭镖、刀剑等。他们担心的不是抢劫，而是害怕自己被吃掉。
李提摩太要拿出两千两白银进行救济，但遭到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严词拒绝。在曾国荃看来，救济只会让百姓与官府之间离心离德，是重要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还会滋生叛乱。
(七)
中国人的隐忍并不是清代才形成，早在明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就对中国人有了深刻的总结。他说，如果忍耐是一帖利于所有痛苦的膏药，那么，中国人是最善于贴用这种膏药的人。
有人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世界上最多的自然灾难与战乱，肆虐无常的天灾与疾病、残暴严苛的官府压榨、疯狂血腥的异族杀戮，苦难的历史造就了中国人隐忍的性格。不管环境如何艰难困苦，中国人似乎都能坚强承受，堪称最能抗压的群体。
隐忍长期深植中国土地，慢慢开出艳丽的邪恶之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隐忍已经成为中国人特有的生存哲学，竟然还有人为此所谓的生存智慧而沾沾自喜。
麦高温观察的更为细致入微。晚清的中国人即使缺衣少食，也能像奴隶一样，任劳任怨。此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星期天休息的概念。男人的脸上纵然也有无奈与不满，但依然会以坚强的毅力，默默挑起生活的重担。女人则更会隐忍，也必须隐忍，不管苛刻的婆婆如何打骂，丈夫如何堕落无能，女人都只能将痛苦深藏心底，否则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八)
家庭中的女人为何如此隐忍，封建社会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只是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家庭与国家具有相同的治理结构，即宗法制的“家国同构”。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在宗法制的家庭，实行严格的父权家长制，父亲拥有最高的权威，对家庭的财产等资源具有绝对的分配权。不管有几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全都要生活在一起，必须集体听从最长者的领导。在这种氛围下，别说女人，就是男人也要无条件服从。
《周易·家天下》有一句话，“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这意思就是说，家中的长辈就犹如威严的君主。巧的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有“父母官”一说，这是用来形容地方官员的俗称，有时也包括一国之君。由此不难看出，家与国、君与父的统一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维系宗法制有两大传统方法，一个是忠，一个是孝。不管是忠，还是孝，都要求对权力的绝对服从。
其实，家庭就是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最基层单位。“家国同构”更易于统治者以忠孝的名义推广封建愚民政策。如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统治者大力提倡愚忠愚孝，著名的“割骨疗亲”在此时愈演愈烈。所谓的“割骨疗亲”，就是割下自己的肉给父母当药引子。父母如君，君如父母，不忠不孝实属过去十恶不赦中的大罪。
(九)
忠孝的土壤便是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两千年前来，“三纲五常”始终扮演着社会道德行为准则规范的角色。在家服从父母，在外服从官府，不讲善恶是非，只讲绝对盲从。这无疑是一条高压线，是封建统治者禁锢自由思想，进行奴化思想教育的传统法宝。
长期的专制统治压迫，压抑自由，扭曲人性，扼杀创造力。这犹如将臣民关进了牢笼，臣民只能为生存妥协、屈服，逐渐变得冷漠、麻木，集体无意识。在国门封闭、社会封闭的环境下，百姓根本没有公平的概念，也不知何为公平。即使逆来顺受也被认为是正常的。
美国人西德莫尔女士这样评价晚清的中国人，他们对西方列强蚕食瓜分祖国的行为感到非常冷漠，国土的流失好像与自己根本无关一样。其实，国土确实与自己无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期匍匐于权力的他们只知朝廷，怎可有国家概念。
最近流行一个心理学名词，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朋友说，每次看到这个词，都感觉是为中国人发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身受迫害，反过来还感谢迫害他的人。天朝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造就了大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群。统治者不断的加害着人民，不断的踩踏着民众的底线，以至于最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要能够活着，就对加害者感恩戴德，许多人还为专制体制歌功颂德，一些人甚至跟着加害者迫害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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