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刑法的新应对
甘肃鑫盾律师事务所赵雪红
摘 要：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职务犯罪的相关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在各个行业中，职务犯罪都表现出较广的危害性，职务犯罪也很容易导致。职务犯罪违背了廉洁性的基本要求，因而有必要加以惩处和打击，只有通过严格的惩处才能够杜绝职务犯罪的频繁发生。但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司法机关在惩处职务犯罪的过程中通常倾向于选择较轻的刑罚，这种轻刑化的犯罪处理趋势有待深入的反思。这是由于，轻刑化的职务犯罪处理方式很容易纵容各种职务犯罪，因而构成了畸形化的犯罪增长趋势。面对轻刑化的职务犯罪现状，有必要从刑法的角度入手来审视职务犯罪轻刑化，并结合司法实践，重构职务犯罪的刑法处罚规则[1]。
关键词：职务犯罪；轻刑化；应对
轻刑化的现状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市场经济正在迅速推广，各行业都融入了新时期的市场经济。然而与之相应，各个领域中的犯罪也表现出更频繁的趋势，不断滋生了贿赂和贪污的各种犯罪形态。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来，各个年度司法机构查办的大额职务类犯罪都在逐年递增，某些职务犯罪甚至涉及几百万元或者更高的金额。职务犯罪的查办和惩处与反腐斗争的现状紧密相关，各个行业中的职务犯罪仍有待严厉查处和打击，严打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在根本上符合了司法改革的整体趋势[2]。从根源上来讲，职务犯罪涉及到管理机制、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等不同层面的成因，因此犯罪的表现也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
轻刑化产生的根源
在定罪标准上，立法对职务犯罪设置了很高的入罪标准，过高的定罪标准必然导致罪刑判定的差异。贪污罪和盗窃罪同样都属于侵犯财产类型的犯罪，然而刑法给出了3万元的贪污罪判刑起点，与此同时却设置了五百至两千元的盗窃罪判刑起点[3]。针对同样侵犯财产的两类罪行，由于犯罪主体上的差异，刑法就设置了差异性的定罪起点，由此也暴露了向官员倾斜的传统思维。立法的公正性要求，在设置定罪标准时需要综合考虑某些罪行的实际危害，通过相互比较才能归纳得到结论。职务犯罪中的犯罪人由于受到差异悬殊的刑法保护，很可能会拒不交代或者避重就轻，同时刑法还为其提供了逃避惩罚的保护伞和绿色通道。这种现象阻碍了查处职务犯罪，因而缺乏应有的公正性。
（一）不够完善的刑罚档次和处罚标准
不够完善的刑罚档次和处罚标准都促成了轻刑化的现状。遵照科学化的刑罚设置原则，针对各类的职务犯罪都有必要给予差异性的处罚等级。只有设置了差异性的处罚档次，刑法才会在本质上符合新时期的罪刑法定目标。然而，职务犯罪类的罪刑在刑法层面上并没有构成相对完善的定罪以及量刑体系，刑法中的漏洞也增加了轻刑化的可能性。目前在司法适用上，对职务犯罪通常很少涉及到判处罚金等刑罚措施。职务犯罪的当事人目的在于以权谋私，通过满足自身欲望的手段来获取利益，因而针对这种类型的罪行尤其有必要给予财产刑处罚，让行为人感受到被剥夺利益的精神痛苦。但是现行的刑法并没有对其设置适当的财产刑，犯罪分子因而无法感受到被剥夺自身财产的痛苦感，这样做将会纵容犯罪。
（二）不够严格的司法执行
职务犯罪的相关当事人通常滥用权力，对于公权力的滥用手段都是十分隐蔽的，犯罪人也会费尽心机来掩藏自身的行为。为此，职务犯罪本身的特性就决定了查处罪行时的较大难度。例如受贿罪和行贿罪构成了相对性的两种犯罪，触犯这两类罪名的犯罪人由于受到利益驱动，通常都会表现得十分谨慎，彼此之间也具有犯罪的“默契”，形成了类似于攻守同盟的密切关系。一旦实施了犯罪，行为人又会借助多样的手段来掩盖职务罪行，例如签章或者账目。这种状态在本质上不利于司法人员理顺案情的线索并且查办案件。由于缺乏必备的证据，很多案件在查办的中途就终结了。某些案件本来就设置了较高的标的额，然而在正式查处时却只能找到数额较小的犯罪证据，以至于只好宣判缓刑来终结案件。轻刑化放纵了犯罪人，不利于展开新时期的反腐斗争。
对于犯罪当事人如果要从宽处罚，则必须遵照特定的刑法规定予以判处。如果频繁运用从轻处罚或减轻刑罚，则很容易放纵那些具有恶劣犯罪意图的行为人。刑法在设置从宽刑罚的规定时，根本宗旨就在于全面考虑犯罪情节，在这种基础上给出公平且公正的刑法判断。司法实践通常针对主动退还赃款或者主动坦白罪行的职务犯罪人给予从宽处罚，这种刑事政策也符合宽严相济的根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犯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司法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对各种类型的职务犯罪已经表现出较高的从宽处罚适用比例，在具体量刑过程中并没有遵守最基本的流程来判定。执法不严和有法不依的司法现状在本质上损害了司法权威，也放纵了各种类型的职务犯罪人。
具体应对措施
职务犯罪应当属于亵渎公权力用来谋求私利的严重犯罪，这种罪行在本质上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职务犯罪威胁了权力运行的正常秩序，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其施加严厉的打击。详细而言，在反思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础上，刑法需要作出如下的具体改变：
（一）修补立法漏洞
修补立法漏洞，有利于从根源上扭转不适当的轻刑化，并对职务犯罪施以必要的刑罚处罚。立法机关如果能做到从立法层面上加以改进，则可以为司法判决的相关实践提供根据。由此可见，新时期完善与职务犯罪有关的法规仍具有必要性，体现了显著的立法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刑法如果针对特定类型的罪行设置了相对较轻的处罚，那么社会上潜在的某些犯罪人通过观察法律条文并且衡量利弊，就很可能在高额利益的下选择铤而走险来触犯法律。这种情况下，刑法等于变相为潜在的犯罪人提供了心理层面的保障。在修补立法缺陷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只有从根源入手来全面修改职务犯罪有关的刑罚规则，才能根除轻刑化的不良立法趋势[22]。为此，立法层面有必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立法机关有必要构建严密的法网，通过健全立法的方式来打击职务犯罪，增大现有的惩处力度。要从根源上杜绝官民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完善惩罚职务罪行的刑法条文。摒弃不应有的差异观念，就需要明确不同类型职务犯罪应当受到的刑法处理，致力于缩小罪刑起点的较大差别，这样做有助于塑造公正平等的罪刑法定氛围。从抽象立法的角度来讲，立法有必要设置差异性的数额幅度，在这种基础上就可以构建多层次的阶梯式法规体系。在具体操作时，也需要杜绝有损司法权威的各种职务行为，尤其针对贪污和受贿类的罪行需要从严掌握。
其次，刑法需要针对定罪标准予以适当的降低，重设职务犯罪中的构成要件。立法有必要改变较高的定罪标准，在完善定罪标准的同时也需要强化可操作性并且保障法规本身的科学性。只有降低了标准并且构建了严密的刑法网络，职务犯罪人才会无处可逃，承受应有的犯罪代价。在这一点上，我国也有必要借鉴域外关于职务犯罪的立法经验，消除犯罪人长期依赖的挡箭牌[4]。针对缓刑和自首等灵活的适用情节需要适当予以改变，在条件允许时应当增加与之相应的司法解释。
再者，立法针对职务犯罪还需要设置严格的财产刑和资格刑，这样做有利于提升职务犯罪需要承担的整体成本。在增加资格刑的同时，犯罪人能够体会到强烈的痛苦感，从而告诫那些潜在的职务犯罪分子，不要轻易尝试触犯刑法。此外，刑法还应当设置适当的没收财产刑以及罚金刑，判处没收职务犯罪人在犯罪中所得的财产，这样做更能显示刑法惩处职务犯罪的力度和决心。
（二）完善司法环节
单纯依靠立法的完善，还不能够确保轻刑化的改进。这是因为，司法应当紧密配合立法，确保二者共同的完善。完善职务犯罪有关的司法环节，这种做法有利于实施良好的立法规定，从而体现出刑法真正的价值。从目前来看，各部门已经逐步意识到职务犯罪带来的严重危害，在转变认识的基础上也对其施加了各种形式的处罚。但是从刑法层面上看，职务犯罪仍表现出较强的轻刑化趋势，以至于针对这类犯罪的惩处通常流于形式，刑法中的轻刑化定罪规则不利于防控职务犯罪。面对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司法机关及其内部人员亟待扭转不适当的认识，采取可行的措施来防控轻刑化的刑法惩罚。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完善职务犯罪相关的刑法处罚提供必备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也转变了轻刑化的现状[5]。
司法以及执法人员都需要扭转观念，从自身做起，切实纠正错误的刑法执行方式。在判定案件时，如果有必要适用从轻、减轻情节、自首或者缓刑这些轻刑化的方式，那么必须经过严格的判定才能真正确保落实。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放纵犯罪分子，而是要让犯罪人感受到刑法的权威性。
结论：
职务犯罪的层出不穷，表明了中国在职务犯罪领域已初步具备了风险社会的特征。刑法作为法治序共同体安全的有力屏障，应当对职务犯罪予以重点打击。只有通过严格的查处和惩罚才能杜绝类似的职务犯罪，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职务犯罪领域的风险。从现阶段来看，轻刑化职务犯罪构成了现今刑法的一种趋势，然而这种趋势并不利于惩处职务犯罪，因而有待修补刑法中的缺陷和漏洞并严格司法。截至目前，职务犯罪有关的刑法处理并没有达到完善，有待长期的改进。完善刑法中的职务犯罪惩罚措施，需要从全方位的角度入手来确保从严惩罚。只有密切结合立法、司法和法律执行等多个环节，才能杜绝并且防控轻刑化的职务犯罪趋势，进而促进社会风气的改进和刑法机制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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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人俊,池商国.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理性反思与完善[J]. 法制博览,2015（01）:10-12.
[3]王新,张志钢. 我国刑法的有罪免刑制度论要[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01）:74-84+159.
[4]孙道萃. 反“零容忍”刑事政策之辩思[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4（03）:91-95.
[5]刘启立. 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反思[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4（03）:93-97.